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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主流媒体及独立第三方机构一致认为，美伊军事冲突不会很快结束，随着冲突进一步升级，土耳其甚至都有一定的概率会卷入。

　　事实也是如此，美国国防部一位官员在周五表示，美国军方已向中东地区增派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和一艘两栖攻击舰，这是在与伊朗发生近两周战争后，美国向该地区增派兵力的重大举措。

　　战争让本已脆弱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速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宽仅40公里、连接波斯湾与阿曼湾的狭窄水道，不只是全球能源供应链的生命咽喉，更是维系现代工业体系正常运作的核心枢纽。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封锁，一场覆盖存储芯片、氨、硫磺等关键产品的供应链危机已发生了：全球33%的肥料运输通道被切断，海湾地区占全球20%以上的氨产能、50%以上的硫磺出口陷入停滞；伊朗供应的18%电子级氖气、卡塔尔供应的30%氦气无法运出。这一系列原材料短缺，正持续冲击算力、农业、锂电池等关乎全球经济民生的核心行业。

　　2026年3月10日，在伊朗德黑兰，一名警察在伊朗前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的海报下站岗。图片来自：Majid Saeedi–Getty Images

　　西方主流媒体以及独立第三方研究机构一致认为，美伊军事冲突不会迅速结束。著名的《TIME》杂志在3月13日撰文，标题为“为什么与伊朗的战争可能会旷日持久”。

　　文章表示，特朗普在战争初期确实准确地描述了这场战争的一个特点：它不会很快结束。在宣布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时，特朗普谈到了美军也许会出现的伤亡，几天后，他又表示战争可能会持续“四到五周”，如有必要，“甚至会持续更长时间”。在最近接受Axios采访时，特朗普声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并补充道：“只要我想结束，它就会结束。”他关于战争将迅速结束的说法，或许更多是出于政治信号传递，而非对军事形势的客观评估。迅速宣布胜利或许有助于安抚金融市场，让国内民众放心，但这并不一定能解决冲突的最终的原因。军事升级、地区报复以及悬而未决的战略目标，往往会比政治声明持续更久。

　　文章分析认为，伊朗政府不太可能崩溃。它是一个庞大且制度化程度极高的网络，依靠石油收入以及数十年来建立的广泛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维系。伊朗政府并未因哈梅内伊的丧生而瓦解，且迅速按照宪法程序完成了权力过渡，并果断地推选了遇害领袖的儿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为新任最高领袖。

　　面对实力远胜于己的敌人，伊朗革命卫队及其附属的巴斯基民兵展现出了顽强的抵抗力。数十年来，革命卫队经历了严格的意识形态审查和制度巩固，其目的是培养最忠诚的共和国捍卫者。空袭行动或许能严重破坏伊朗的军事和经济基础设施，但不会导致政权崩溃，也不会动摇革命卫队的战斗意志。伊朗从去年六月与美国和以色列长达12天的激烈冲突中吸取了一些教训。此后几个月，伊朗的军事和安全机构重建了能力，并为更大规模的对抗做好了准备。

　　伊朗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做出回应，扩大了战争的地理范围，对多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发动了报复性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即使大规模敌对行动暂停，伊朗仍有能力通过对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基础设施进行有限的打击、或扰乱石油和天然气的海上运输来施压。

　　所以无论特朗普倾向于何种时间表，但通常导致战争迅速结束的条件——决定性的军事优势、愿意谈判的对手以及明确的政治目标——在这场冲突中都明显缺失。以色列军政领导人对时间线的评估远没那么乐观，他们都以为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需要持续的军事行动。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军事目标是减少伊朗构成的长期战略威胁。华盛顿的政治表态与以色列的作战预期之间的分歧，则为这场冲突的走向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

　　战争带来的经济冲击已波及全球。伊朗完全有能力通过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武器化来控制全球能源流动。经济因素将促使美国在继续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发出克制信号。

　　与此同时，任何将库尔德武装团体卷入对伊战争的潜在举动都将进一步加剧冲突并延长战争进程。据报道，美国政府曾探讨过武装他们、使其以民兵形式从伊朗西部边境进入伊朗的可能性。特朗普否认了这种可能性，并表示美国没有在伊朗境内部署库尔德武装的计划。然而，关于库尔德武装可能扮演的角色的猜测并未停止。一些库尔德领导人坚称，他们不寻求分裂，并将自身视为伊朗民族认同的一部分。

　　即使仅仅是外界势力武装伊朗少数民族的这种看法，也会引发轩然。这会增强伊朗政权的韧性，并促使那些反对政府但又担忧领土分裂或外国统治的伊朗社会群体团结在国家周围。民族主义动员可能会暂时压制民众的不满，就像上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期间那样，当时伊朗政权成功地将民众的愤怒引向外部，并动员了大规模的征兵行动。当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破坏居民楼、造成平民伤亡并摧毁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时，伊朗民众已经有力团结在国旗之下。

　　考虑到这些多重因素，特朗普的言论似乎在试图管理多个受众群体的预期：金融市场、国内政治盟友和国际伙伴。

　　尽管最初的空袭取得了成功，炸死了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但许多分析的人表示，仅靠空中力量不足以实现政权更迭。他们都以为，假如没有地面作战部队，这个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而大多数美国军方和政治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反对这样做。相反，美国政府正在流传一种想法，即支持伊拉克和伊朗西部的库尔德武装团体入侵，从内部破坏伊朗共和国的稳定。

　　3月6日，特朗普公开收回了这一想法，他对记者说：“我不想让库尔德人进入伊朗……这场战争已经够复杂了。”但是，鉴于特朗普一贯的反复无常以及这场冲突的不可预测性，库尔德武装起义仍然非常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后果可能远远超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本身。

　　库尔德人是一个有自己语言和文化的民族，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中东山区。如今，他们的人口约有3000万，居住在横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部分地区的区域内。由于没自己的国家，库尔德人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顶级规模的无国籍民族。

　　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斯曼帝国崩溃之时。当时的库尔德领导人希望建立自己的国家，因为他们已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生活了400年。然而，他们的家园却被从战败的奥斯曼帝国分裂成几个新国家。这导致库尔德社群被分隔在国际边界之外。

　　伊朗约有10%的人口是库尔德人，他们大多居住在西北部靠近伊拉克和土耳其边境的地区。长期以来，伊朗的库尔德地区一直是该国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地区，库尔德政党也被取缔。库尔德武装团体曾多次与伊朗政府发生冲突，要求获得更大的自治权或独立。

　　库尔德问题在土耳其则更为敏感，因为土耳其是世界上库尔德人最多的国家。自1984年以来，土耳其政府一直与库尔德工人党（PKK）——一个致力于建立独立库尔德国家的武装组织——陷入冲突。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这场冲突已造成超过4万人死亡。

　　对土耳其政府而言，美国可能支持邻国伊朗境内的库尔德武装，这绝不是一个外交政策问题。土耳其领导人担心，加强该地区别的地方的库尔德武装力量，可能会助长土耳其国内类似运动的兴起。

　　近期，土耳其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地区采取了军事行动，并在其境内对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分子进行了“平叛行动”。这些行动表明，土耳其领导人强烈反对该地区任何地方的库尔德独立。

　　美国对库尔德武装的支持过去就曾导致美土关系陷入紧张。在2010年代末期打击叙利亚境内国极端组织的战斗中，土耳其强烈反对美国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合作。土耳其认为，其中一些库尔德武装与库尔德工人党（PKK）有关联。

　　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也因库尔德问题而变得紧张。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指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援助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来破坏叙利亚过渡政府。总之，库尔德问题显然已成为土耳其（其是北约重要成员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紧张关系的主要根源。

　　迄今为止，土耳其在两伊战争中基本保持中立。尽管土耳其和伊朗存在地区竞争的关系，但两国领导人对库尔德分离主义运动都拥有共同的担忧，并曾多次开展合作来遏制这些运动。过去，两国安全部队曾协调打击在其共同边界沿线活动的库尔德武装组织。

　　土耳其和伊朗官员甚至还交换相关情报，并对在两国之间活动的库尔德武装人员开展军事行动。两国政府都强烈反对2017年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举行的独立公投。

　　另外，伊朗政权如果更迭，土耳其最关心。对土耳其而言，伊朗政权的崩溃或分裂将令其深感担忧。因为这可能恰恰会造成土耳其领为恐惧的局面：库尔德武装团体在更长、更不稳定的边境线上活动。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也许会出现新的难民危机。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土耳其已经收容了近400万叙利亚难民，是世界上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这已成为土耳其国内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

　　如果伊朗——一个比叙利亚面积更大、政治局势也更复杂、人口多得多的国家——发生冲突或国家崩溃，并引发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那么可能会出现更多难民涌向土耳其。这种情况将给土耳其政府带来非常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最近通过一篇深度研究报告，论述了美伊军事冲突给全球半导体产业带来的巨大冲击。

　　简单介绍下，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是成立于1910年的私人、非营利、无党派外交政策智库，总部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由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创立，其使命是加速废除国际战争，人类文明最肮脏的污点。

　　伊朗冲突在全世界内引发了剧烈的经济影响，但尽管韩国地处远离战区的地方，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韩国股市在短短四个交易日内暴跌18% ，创下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跌幅，市值蒸发超过5000亿美元。能源安全危机的影响波及韩国以半导体行业为主的股市。

　　该机构认为，韩国的长期资金市场恐慌只是表面症状，暴露出韩国经济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缺陷。韩国长期面临能源脆弱性问题，地理政治学冲击会迅速转化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当这些冲击威胁到支撑主要产业（尤其是韩国蒸蒸日上的半导体贸易）平稳运行的条件时，整个经济都会立即受到影响。

　　换句话说，伊朗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并非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相反，它揭示了数十年来对能源的依赖如何对一个能源匮乏的经济体而言变得更危险。

　　韩国工业主要依赖进口化石燃料发电，尤其是石油和液化天然气（LNG）。化石燃料在韩国能源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石油占一次能源消耗的36.6%，其次是煤炭（22.3%）和天然气（19.7%）。 根据韩国国际贸易协会的数据，韩国约70%的原油进口来自中东。几乎所有这些石油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

　　韩国的石油产业是众多受益于石油发展的产业之一，这中间还包括世界领先的半导体产业。韩国最大的两家芯片制造商三星和SK海力士是韩国芯片产业的支柱，其市值占韩国股市总市值的近40%。本周，这两家公司的市值在两个交易日内均下跌超过20%，之后随市场企稳而有所回升。

　　多年来，韩国能源进口需求与先进芯片制造业电力需求之间的不匹配，使其在半导体领域的领头羊面临巨大风险。

　　尽管韩国长期以来致力于发展清洁能源，且这一承诺贯穿了进步派和保守派政府，但在转向核能、太阳能、风能和生物燃料等更具自给自足性的替代能源方面，韩国的进展却十分滞后。即使在对中东供应商依赖程度较低的电力来源中，煤炭（33%）的占比仍然高于核能（31%）。

　　随着韩国大力推进芯片生产，其能源需求只会一直增长。目前在京畿道龙仁市建设的世界最大芯片综合体，预计将于2027年部分投产。该综合体旨在巩固韩国在全球存储芯片生产领域的领头羊，以应对人工智能驱动的迅速增加的需求。然而，这一雄心壮志也带来了巨大的成本，能源问题是其发展面临的核心挑战。根据京畿道经济研究院的能源评估，龙仁综合体运营需要16吉瓦的能源。韩国全国高峰用电需求约为94吉瓦，因此该综合体的用电量将约占全国高峰用电量的17%。

　　韩国能源不安全将带来严重的全球后果。由于韩国在存储芯片市场的关键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其能源供应中断将对全球技术供应链产生连锁反应。

　　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共同主导着全球半导体市场，占据了高带宽内存（HBM）市场80%的份额和DRAM市场近70%的份额。HBM和DRAM是支撑现代计算的两大最重要的内存技术，为AI系统、云数据中心以及智能手机、汽车和工业计算系统提供动力。

　　韩国高昂的能源成本已经迫使许多制造商将生产转移到海外，主要是美国以及东南亚等电力成本较低的地区。此次外迁潮中就包括位于德克萨斯州泰勒市占地1000英亩的半导体产业中心，该中心是在原奥斯汀工厂（建于1996年）的基础上扩建而成。

　　即使芯片生产更多地转移到韩国境外，任何中断的影响都将远远超出韩国本身。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已将存储芯片的价格推至历史上最新的记录，而最大的科技公司早已签订了多年期先进存储芯片的合同——甚至在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中断之前，其实就已暴露出存储芯片的严重不足。

　　换句话说，伊朗冲突暴露了另一个战略咽喉要道：世界上最重要的存储芯片生产商依赖于通过地球上一些地理政治学最动荡的水道运输的能源供应。

　　与韩国一样，中国台湾地区95%的能源依赖进口，并且地处多条战略性海上贸易航线的交汇点。然而，台湾领先的芯片制造商台积电已承诺到2040年实现100%使用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电力——将清洁能源不仅视为气候政策，更视为半导体竞争力和能源安全的战略基础。

　　对于一个能源匮乏、其最重要的产业依赖稳定电力供应的国家而言，韩国必须将国内电力产能视为一项战略性经济优先事项。慢慢的开始通过扩大核能规模和投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来实现这一转型，并承诺在2040年前逐步淘汰燃煤电厂。最近，总统李在明总统重申了扩大本地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发电的承诺。加强韩国的能源安全需要扩大全国范围内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发电，尤其是在首尔都市圈及其邻近的京畿道地区，因为这些地区集中了韩国大部分的电力需求。

　　韩国或将在近期调整一项立法修正案——该修正案取消了长期以来限制太阳能部署的本地距离限制，从而加速清洁能源并网。加大这些力度将有利于降低全球能源冲击带来的风险，同时满足半导体生产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迅速增加的电力需求。

　　此外，韩国的电池储能产业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中国大陆，本土太阳能将逐步提升韩国的能源自主性。

　　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的持续中断不仅仅会引发能源危机，还会造成化肥冲击（比如价格飙升，供应锐减），进而直接威胁全球粮食安全。

　　现代农业不仅依靠阳光和土壤，还依靠天然气。20世纪初，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和卡尔·博施发明了固氮法，他们的成就远不止于大规模生产氨。

　　他们开启了一场全球化学革命，这场革命至今仍是现代文明和农业的基石。通过这一过程，甲烷转化为氨，氨再转化为尿素等氮肥——尿素是应用最广泛的氮肥。这些肥料使农作物能达到当今全球人口赖以生存的产量。假如没有这些肥料，小麦、玉米和水稻的产量将会大幅下降。

　　全球贸易的尿素约有三分之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位于这一体系的中心，原因有二。首先，它提供了世界上一些最便宜的天然气，而天然气是氨生产所必需的。

　　其次，在过去数十年来，包括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在内的该地区国家投入巨资建设氨和尿素产能，主要面向出口市场。因此，全球贸易中相当一部分氮肥——以及为别的地方化肥厂提供动力的液化天然气（LNG）——都一定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不仅会威胁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还会影响氮肥及其生产所需原料的运输。

　　直接影响将是氨、尿素和液化天然气的运输延误。这些运输可能完全停止，或者由于运费和保险费上涨而变得极其昂贵。但更深远的影响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逐渐显现，波及世界各地的农场。

　　根据CoBank上周一发布的分析报告，全球氮肥和磷肥市场可能受到的影响最大。全球十大尿素出口国中有三家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十大氨出口国中有三家以及五大磷酸二铵-磷酸一铵（DAP-MAP）出口国中有一家也依赖霍尔木兹海峡。

　　据CoBank负责农资和生物燃料的首席经济学家杰奎·法特卡（Jacqui Fatka）称，3月中旬经中东运抵北美的这批产品原计划于4月春季播种时使用。但现在，这批产品面临延误甚至无法及时送达的风险。

　　“今年春天，许多农民在化肥施用方面都处于被动局面，因为经济效益不佳，投入成本总体偏高。等待化肥价格回落被证明是一场危险的赌博，”法特卡说。“截至3月9日，北美化肥价格指数达到每短吨810美元的峰值，高于去年8月每短吨776.85美元的峰值。”

　　不只是美国。在整个北半球，化肥采购都会在播种季前加速进行。几周的延误可能会造成影响；几个月的延误则会造成巨大损失。如果化肥未能按时到货，农民将面临艰难的选择，例如如何支付大面积上涨的价格、降低施肥量或调整作物配比。由于作物对肥料的敏感性，即使氮肥用量略有减少，也可能会引起产量出现不成比例的一下子就下降。这可能意味着数百万吨作物的损失。其后果将波及全球供应链，影响饲料市场、畜牧业、生物燃料，并最终影响零售食品价格。

　　一些国家拥有化肥供应，但自给自足的情况远比表面看起来要少见。例如，印度严重依赖从波斯湾进口液化天然气来维持其国内尿素工厂的运转。巴西则大量依赖进口氮肥和磷肥来维持大豆和玉米的生产。

　　即使是世界最大的化肥生产国之一的美国，也需要进口大量的氨和尿素，以满足区域需求并降低价格。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化肥的使用率本就很低。价格进一步上涨很可能会引起化肥使用量进一步下降，以此来降低作物产量并加剧粮食不安全问题。

　　该系统的脆弱性不仅限于氮。硫——作为植物生长必需的营养元素——大多数来源于石油和天然气加工的副产品。如果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运输中断，硫的产量将与燃料出口同步下降。因此，这种冲击不仅会减少化肥的运输量，还会限制别的地方的化肥生产途径。

　　与此同时，合成氮的生产与能源市场紧密相关，因为它是由天然气持续生产而成。天然气供应或氨贸易的中断会立即限制全球氮的供应。据估计，假如没有合成氮，世界只能养活目前人口的一小部分。因此，霍尔木兹海峡位于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的交汇点。

　　改变化肥生产地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新建氨厂的融资和建设需要数年时间。关键地区出口两位数的下滑无法迅速弥补。在此期间，价格将会上涨，贸易流向将会改变，种植决策也将在不确定性中做出。历史上与社会动荡紧密关联的食品价格通胀可能会加剧。

　　各国央行主要关注燃油价格持续上涨引发的通胀，可能低估了化肥短缺对整体价格的影响。重点是，化肥冲击不像石油冲击那样立竿见影。汽油价格一夜之间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而农作物产量的影响则要几个月后才能显现。然而，后者可能更具破坏性。

　　所以，对这一狭窄海上咽喉要道的管控和关闭，将重塑波斯湾以外整个的生活成本。

　　四个最不发达国家尤其容易受一定的影响，分别是苏丹、坦桑尼亚、索马里和莫桑比克，它们分别有54%、31%、30% 和22% 的化肥依赖从波斯湾生产商进口。

　　新兴市场进口国也面临风险，包括斯里兰卡（36%）、巴基斯坦和泰国（均为 27%）以及肯尼亚（26%）。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两个发达市场分别从波斯湾进口32%和26%的化肥。

　　位于阿灵顿的化肥协会 (TFI) 表示，尽管美国“通常不直接从该地区进口氨，但该产品从全球市场移除会给全球总供应带来压力，从而推高价格”。

　　如果说20世纪教会了政策制定者对石油禁运的恐惧，那么21世纪则应该让他们警惕化肥的冲击。能源市场能够最终靠储备和替代来吸收冲击，但全球粮食系统的缓冲能力却远逊于此。霍尔木兹港的长期中断不仅仅会导致原油价格重估，还会考验现代文明赖以生存的工业氮循环的韧性。

　　石油驱动汽车，氮肥滋养农作物。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影响最大的可能不是布伦特原油价格，而是养活我们这样一个世界的成本。

　　硫磺是锂电上游核心原材料的重要支撑——锂电正极材料（如磷酸铁锂）生产中，需用硫磺制备硫酸，进而用于湿法磷酸、磷酸铁的合成，是锂电产业链不可或缺的基础原料之一。非但如此，全世界的铜矿生产，不能离开硫酸。

　　现在除了石油、天然气、合成氨以外，硫磺这种鲜为人知的化学品也受一定的影响：全球41%的硫磺用于出口，霍尔木兹海峡航约占全球海运硫磺贸易量的50%。这直接加剧了本已紧张的市场。

　　另外，硫磺还有个特点，无法像石油、天然气那样能过管道传输，只能采取散货运输方式。

　　现在，从波斯湾出口的2000万吨硫磺全部来自受战争影响的港口——鲁瓦伊斯（阿联酋）、朱拜勒（沙特阿拉伯）、拉斯拉凡（卡塔尔）和伊玛目霍梅尼港（伊朗）。

　　据《非洲矿业》报道，铜矿主产区约90%的硫磺来自波斯湾生产商——硫磺大多数都用在生产硫酸，以浸出铜矿石。硫酸是湿法冶金工艺（包括浸出和溶剂萃取/电解精炼 (SX/EW)）的核心，这些工艺可以将低品位矿石转化为高纯度阴极铜。

　　波斯湾的大部分硫磺会运往坦桑尼亚，然后经由达累斯萨拉姆走廊，从坦桑尼亚用卡车运往赞比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矿山——我们的紫金矿业和洛阳钼业的核心业务地区就在这里。

　　事实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硫磺进口国，其地位造就了独特的市场动态，并对全球大宗商品网络产生连锁反应。2025年，我国硫磺进口需求预测为961万吨，占全球海运硫磺贸易量的近40%，这将使中国成为国际硫磺市场的主要需求中心。大多数都用在以下行业：

　　除了铜之外，锂电池的重要原材料——镍和钴，这两种金属的生产也需要经过大量硫酸处理，例如从红土矿中提取它们时所采用的高压酸浸法。

　　这对镍产业也至关重要。据俄勒冈集团称，印尼的镍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50%以上，而印尼约75%的硫磺依赖从中东进口。该集团还指出，一些高压酸浸厂的硫磺库存仅够维持一到两个月，而且在冲突爆发前，硫磺价格就已经很高了。

　　据Benchmark公司称，硫供应紧张也可能会影响混合镍钴氢氧化物沉淀物（MHP）的生产，MHP需要硫作为原料，而硫大多数来源于中东国家。MHP是电动汽车电池的原料。

　　据Benchmark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是去年印尼最大的硫磺出口国，而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也供应了大量的硫磺。与石油和天然气不同，硫磺无法通过管道运输，必须以干散货的形式运输。Benchmark的分析师写道：“鉴于2026年MHP价格已经高于2025年，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限制可能会促进推高价格，因为一旦现有库存耗尽，供应就会受到限制。”

　　如今，美国战争策划者面临的核心问题不仅在于硫磺的重要性，更在于其供应链从国防角度来看存在根本性缺陷。硫磺主要作为加工酸性天然气和原油的副产品，并非一种能够在国防紧急状况下独立大规模生产的商品。此外，虽然冶炼铜、锌等硫化物矿石会产生相当一部分硫酸，但这种二次来源供应有限，根本没办法满足战时大规模的需求激增。随着硫酸供应日益紧张，其后果将不可避免：铜的开采速度放缓，电池生产线不堪重负，半导体制造也受到影响。

　　“我听说贸易商们已经非常困难找到货源了，”艾芬豪矿业公司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弗里德兰在X网站上发帖写道，“因此，整个非洲的硫酸价格将大面积上涨……如果供应中断持续超过约3周，氧化铜生产将不得已关闭，因为他们已用完了硫酸。”

　　伊朗战争显著推高了美国商品的价值，也使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前努力抑制通胀和降低民众购买力的努力变得更复杂。尽管美国国内的关注点主要仍集中在石油上，但中东地区日益加剧的军事冲突正逐渐将慢慢的变多的商品卷入其中。

　　化学品分销联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拜尔表示，亚洲的制造商已经不得不就一系列石油和硫酸基产品发出不可抗力通知，表明由于不可预见的情况，合同无法履行。

　　“硫酸是个大问题，”拜尔说，“它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关注的问题，而且涉及各种各样的产品，”这一些产品从锂电池到马桶清洁剂。

　　就锂电池而言，军事长期冲突还可能会引起未来几个月天然石墨价格因运输成本上升而上涨。

　　“由于石油焦是合成石墨生产的主要的组成原材料之一，因此对合成石墨价格的影响可能更为严重。随着石油产量下降，这种副产品的供应将会趋紧，”Benchmark公司写道。“总体而言，这场冲突可能会推高投入成本，扰乱原材料流通，并影响电动汽车的零售需求。”